去年我好幾次在文章裡感慨，大眾對女性事件真的有種“脫敏”現象——
很多類似的女性新聞因為人們看多了、聽膩了，漸漸失去了震撼力，也再激不起波瀾。
最明顯的例子，是一個曾轟動全球的詞彙：#MeToo。
從這一運動肇始的哈維性侵案到今天，該話題已經誕生5年了。
許多女性以林奕含的姿態，自揭傷疤，與世俗偏見對抗。
人們對女性的發聲和抗爭已越來越失去耐心，連“看熱鬧”心態都在消逝。
於是，我們或許是時候“老調重彈”，回望這座幾被遺忘的里程碑——
去年9月，21名藝考生聯合起來，實名舉報藝考機構校長杜某及北電學生趙某，控訴兩人多年來借職務之便性騷擾女師生。
這是我記憶裡，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女性集體控訴性暴力的事件。
當時，正調查哈維性侵案的女記者喬迪·坎托爾和梅根·吐赫，正陷於如何讓受害者說話的困頓。
哈維·韋恩斯坦在全球的電影行業裡都有著可怕的影響力。
他是導演、製片人、編劇、演員，更是數家好萊塢頂級影視公司的老闆，可謂權勢遮天。
《紐約時報》刊登了喬迪和梅根聯手撰寫的報道《哈維·韋恩斯坦支付和解金解決性騷擾指控長達數十年》。
由於多名受害者的匿名指控，及女星艾什莉·賈德的實名指控，這篇報道的可信度大大提升。
最近的一部電影《她說》，披露了當時兩位記者勸說受害者發聲的曲折經歷。
要知道，哈維曾公開宣稱自己對猶太和亞裔女性不感興趣。
《她說》電影片段，由演員重現歷史場景，非受害者本人
羅威娜的女同事塞爾達，當著著名導演馬丁·斯科塞斯以及很多人的面，把哈維從會議室叫出來的時候。
他懼怕的並不是塞爾達，而是會議搞砸（斯科塞斯原本看他不順眼）。
豺狼一面對待畏懼他的人，羔羊一面，對待他畏懼的人。
指控他的那篇報道發佈前，《紐約時報》的工作人員曾跟他通過話。
他反覆詢問曝光他的名單裡，有沒有格溫妮絲·帕特洛。
（曾憑藉《莎翁情史》獲奧斯卡影后，因在漫威電影裡飾演“小辣椒”一角而名聲大噪。）
哈維在1996年曾想對毫無名氣的格溫妮絲下手，遭到她當時的男友布拉德·皮特的暴揍和威脅。
《莎翁情史》裡的格溫妮絲
顯然，他在2017年害怕格溫妮絲的理由，同在1996年害怕布拉特·皮特一樣——
這也是身邊工作人員早知他的斑斑劣跡，跟他單獨相處保持羽絨服不離身，時刻坐在扶手椅上，卻依舊奈何不了他的原因——
他在好萊塢及電影行業有隻手遮天、“封殺”一個人的權勢。
甚至，好萊塢以及社會系統性的性別歧視，也一直在為這類禽獸保駕護航。
《紐約時報》在報道哈維性侵指控之前，曾成功扳倒過另一名流——
但在他們報道後，福克斯電視臺還讓奧萊利留任了很長時間。
廣告商因他的醜聞遭到抵制，紛紛與奧萊利主持的節目解約。
《紐約時報》對奧萊利的報道，很難說沒有同行競爭的緣故。
從整個體系的角度去審視，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事件，為什麼如此普遍卻又如此難以解決？
這些年沒有停止過的對哈維的指控，進入了他們的視線。
開始，喬迪聯繫到了女演員羅絲·麥高恩，她曾在推特上稱自己被製片人（哈維）強姦，並想將此事寫進書裡。
按說這樣勇敢發聲的人會幫助喬迪，完成對哈維的指控報道。
皆因她最近在一個政治會議上的發言，被《紐約時報》放在了時尚版。
她因此覺得性別歧視的根源，正是媒體對女性偏見和刻板印象的引導，導致她們的憤怒和訴求被長期忽視。
在這條自上而下厭女文化的鏈條下，有的人即便站出來發聲，也會被謾罵聲淹沒。
好萊塢女星艾什莉·賈德寫文章曝光哈維對他的騷擾和迫害（沒提名字，但業內心照不宣）。
沒有誰比親身經歷的人，更能深刻體會到性別偏見之根深蒂固。
艾什莉還曾在婦女遊行上讀她寫的那首“下流女人”的詩。
“我是個下流的女人，我不像寶可夢那樣的小女孩，在身體還沒完全發育之際，就被人玩弄操縱……”
因為一小部分人抱怨她在引用總統的話，導致她丟了一個大代言。
奇怪的是，這樣的話從總統嘴裡說出來，成了助其登頂總統大選的籌碼，從艾什莉嘴裡說出來，卻被炒魷魚。
羅絲和艾什莉，撞向的的確是幾千年來父權文化的戒律。
在系統性的性別歧視及媚權媚富的影響下，人們內心甚至產生一條不易察覺的偏執認知——
塞爾達為了幫助那位被侵害的亞裔女性，還嘗試找過律師，律師說這事付諸刑事訴訟，毫無勝算。
嘗試報警，被告知訴由不充分，她們沒有證據，也沒有當地警方的報告。
被逼無奈的她們，只剩一種辦法了，跟哈維談條件和解。
一.倘若兩年內再發生跟受侵害女性和解的事，就必須向迪士尼報告，否則他將會被解僱；
二.他必須得去接受治療，且一開始得有塞爾達本人監督；
三.要求人力資源部門，建立一個專門保護女性及女性員工的體系。
被一紙和解協議封住口，永遠不能跟外界提及此事，甚至失去電影業的工作，遠走他鄉當了五年馬伕。
可實際上，哈維並沒有停止惡行，受害者沁入骨髓的傷痛也無法治癒。
但在經歷了這些後，塞爾達還是給了喬迪最大的信任——
將和解協議交給她，讓她充當證據，揭露保護施虐者的制度。
她們中有的人在經歷種種掙扎，才答應跟記者見面，答應公開。
她說的每一句話她們都可以引用，她也會進行公開聲明。
因為她不想讓她的三個女兒，日後生活在虐待和欺凌之下。
喬迪跟梅根請教如何讓受害者開口時，梅根也提到這點。
“我們無法改變過去發生在你身上的事，但我們可以一起借用你的經驗，去幫助、去保護其他人。”
哈維案讓我們看到了女性肩並肩時，能產生多大的力量。
新聞電視臺給她貼上“女權主義者”的標籤，這樣她的義舉就瞬間被降格成了“仇男”。
這種轉移重點、混淆視聽的手段，是系統加諸於一位女子的壓迫。
調查哈維案期間梅根剛產下孩子，喬迪知道這一點，會主動分擔出差任務。
而喬迪在採訪過程中，常常吃閉門羹，也會因受害者的經歷感到恐懼和窒息。
2017年12月，#MeToo運動開始後的兩個月，《時代》週刊將年度人物，頒給了一群“打破沉默者”。
哈維案的首位實名發聲者艾什莉·賈德、#MeToo運動的發起者塔勒納·伯克、摘下巨星光環狀告性侵者的黴黴、曝光優步高管性騷擾女員工的蘇珊·福勒等。
五年後，再審視這場席捲全球的反性侵運動，何嘗不是girls help girls在當代的最佳實踐。
當然，它在近些年的輿論裡已經失去了最初的神聖光芒——
人們批判#MeToo有矯枉過正的嫌疑，製造了大批“冤假錯案”，甚至是變形的現代獵巫。
去年4月，日本模特水原希子在直播中曝光日娛的性侵惡習。
網友鋪天蓋地的評論卻直指她蹭熱度、博眼球，甚至是惡意抹黑國家。
#MeToo本來像是女性在新時代找到的新武器，但在短短几年間，它再度被汙名化為了女人煽動對立的詭計。
會有女性為同胞的疾苦奮起反擊，便同樣有女性仍無法擺脫父權思維，扮演著背刺者。
但好像除了一個人影響另一個人，一群人影響另一群人也別無它法。
就像主張“姐妹情誼”的黑人女作家艾麗絲·沃克的《紫色》裡。
率先覺醒的莎格，幫助受父權、夫權壓迫的西莉，認識自己，取悅自己，為自己爭取生存的權力。
電影《紫色》
只有發聲幫助同類，看見歧視和偏見是如何影響我們的，才能形成更強大的抗爭力量。
哈維案給這個時代以及我們最大的啟發，不僅是女性團結的力量能有多大。
要勇敢到能和任何汙名化對抗，能經受整個世界的白眼，仍然不放棄為自由的奮鬥。
身為女性，我們常常會陷入不討喜的憂懼，會畏懼強大的父權勢力，會害怕成為破壞分子被孤立。
假如一個人會害怕，那麼兩個人、三個人、一群人，我們一起呢
《莎翁情史》裡的格溫妮絲
電影《紫色》